毛泽东：党内不可救药的6个人，包括陈光、戴季英
在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在反革命屠杀中丧生，19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
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并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书记，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
中央红军在延安建立并巩固了根据地之后，南下期间损兵折将的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张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和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会师之后张即被边缘化，被剥夺了军权并遭到批判。 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后，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一说是代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遇上蒋鼎文后到了西安，投奔中国国民党。4月11日周恩来到武汉汉口与张多次协商未果之下，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张的党籍（于4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 1949年转居香港。 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曾经写作《我的回忆》。 1979年因病去世。
中共中央召开四中全会，目的是就高、饶事件，向全党敲起警钟，对高、饶本人，则是指出他们错误的严重性，希望他们沉痛反省，悬崖勒马，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继续为党工作。采取的方针是治病救人，等待觉悟。如果高、饶能作深刻自我批评，切切实实痛改前非，事情的结局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然而，高岗、饶漱石在四中全会上的“检查”，一个虚晃一枪，一个不痛不痒。刘少奇、周恩来当然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如实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很快得到毛泽东的答复：“公开揭露！” 中央书记处迅速决定，2月中旬，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这些同志大都是东北和华东两个大区的在京干部和调京干部，中央各部同高岗、饶漱石有关的干部。 这两个座谈会的主旨，主要是揭发和核实有关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高、饶本人，也可以在会上进行交代和作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作了一次自我批评。饶漱石承认自己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己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争中的某些手段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某些具体事件上发展到了个人野心家的地步。饶漱石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仍不诚恳，不愿意挖掘自己思想的本质。如对黄花塘事件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两个问题，虽然承认了一些东西，但保留较多；对从上海调北京休养的问题，承认自己有怀疑，曾对中央进行试探，但仍多方辩解，掩饰自己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也不愿意挖掘思想根源。尤其是对1953年两个会议期间，直接反对刘少奇、周恩来，参与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主要关节问题，实行抵赖。 饶漱石是这样。高岗又如何呢？ 座谈会召开的前一天，高岗收到《东北日报》一位同志的来信。这封信中，那“尊敬的高主席”的称呼，那亲切、崇敬到无以复加的问候的话语，那对于曾经几次见到高岗的情景的追述，触动高岗回忆起在东北时的那段灿烂辉煌的岁月。那时候，《东北日报》第一版上，一年之中要出现多少次高岗的名字和照片！各条生产战线重要生产任务的完成，几乎都要给高岗上书、报喜。人们称他“高主席”，“亲爱的高岗主席”、“敬爱的高岗主席”；什么“在您的领导下”，“在您的英明领导和伟大的号召下”；什么“高岗主席的号召，就是对我们工人阶级的考验”；什么“我们向您保证”，“我们向您宣誓”……高岗多半要给这些“上书”复信的。于是《高岗主席复信勉励》、《高岗主席复信嘉勉》之类的标题，时有出现。办公桌上批示文件，电话机旁下达指令，检阅台上挥手答礼，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餐厅宴会，舞厅舞会，恭敬的体态，谄媚的笑脸，鲜花、掌声、美酒、女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声色犬马的享受……从今以后，这一切都将云散烟消，成为永恒的怀念了！ 高岗置身于这个座谈会，思绪却萦回在过去的岁月。大家发言中的一件件、一桩桩事实和材料，像是一刀一刀地戳着他的心，像是一锤一锤敲碎他的过去和他的将来，像是在他高大而辉煌的形象上一笔一笔地涂抹着肮脏。 你高岗不是说毛泽东已经不相信刘少奇而最相信你吗？你高岗不是说毛泽东一离开北京就不放心，只有你在北京他才放心吗？有人称你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不是那么乐不可支、以“战友”自居吗？现在是怎么了？你究竟算个什么？ 从“九天之上”跌到“九地之下”，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快了，实在是太大了。高岗不仅在精神上受不了，肉体上也受不了。他的脑袋要崩裂了，他的心脏要爆炸了。 高岗觉得血的热浪，一阵一阵涌上耳根。 1954年2月17日，高岗问题座谈会召开的第三天。 这一天，高岗照常早上8点起床。吃罢早饭，他交办各种公务，把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了。 大约9点多钟，高岗来到值班室，问值班员：“就你一个人值班？走，到院子里散散步。” 高岗一边散步，一边向值班员东问西问，问生活情况，家庭情况，问学习情况，打靶情况，然后又问值班员手枪的性能，并且说：“把枪给我看看，我有好长时间没摸枪了。” “枪不能给首长，这是有规定的。”值班员说。因为高岗最近心神不宁，尤其是这几天精神状态异常，高岗家人多次提醒大家注意，提高警惕。 “看看有什么关系，拿来！”高岗把手伸了过去，样子有些不耐烦。值班员只好取出子弹和子弹夹，将空枪给了高岗。 高岗把枪拿在手上，一边端详着，一边又问这问那，最后说：“今天下午练练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把子弹夹也给我。” 值班员一听就急了：“不行不行，首长，这是不允许的！不能给你！” 高岗的脸一下子拉长了，阴沉地说：“亏你是个老卫士！怎么，连我也不信任了吗？！” 值班员坚决地说：“不行，这是有规定的，不能给你，首长！我要负责！” “你怕什么？由我负责，不要你负责！拿来！”高岗一边断然地说，一边从值班员手中夺过了子弹夹和子弹。 值班员半是无奈、半是哀求地说：“首长，可要当心啊！要注意安全。” 高岗带着手枪上了二楼。值班员目送高岗上楼，转身到值班室给卫士长打电话报告情况。 卫士长说，要想办法把枪要回来，大家都要提高警惕，高岗身边时刻不能离人。 高岗的秘书、家人、卫士、通讯员，好几个人走马灯似地在楼上楼下转，高岗打发走了这几个，马上又来了那几个。 高岗叫一个秘书到他办公室去，把他刚才封好的几封信，交给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 大家又忙乎开了：有人去取信，有人去找机要通讯员，自然，高岗身边还留下了几个。 秘书到高岗办公室拿了几封信，一个信封上写的是“毛主席”，一个信封上写的是“周总理”，他发现信封上有斑斑点点的鲜红血迹，大吃一惊，便找几个人看，商量该怎么办(原来，高岗刚才刮胡子，刮破了下巴，出了不少血，手指上也沾了不少血。高岗在紧张、慌乱之中封那几封信，手指上的血便污了信封)。 大家觉得事关重大，不管三七二十一，这些信不能送出去，得拆开看看，究竟写了些什么。 高岗写给周总理的，竟然是一封托孤信！请求周总理照顾一下他的妻子儿女。 几个年轻人撒腿往高岗屋里跑，跑在前面的秘书哭着对高岗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的信，……你决不能这样做呀！不能呀！” 高岗先是一惊，接着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吧！” 高岗一边说话一边站起来，拉着秘书的手，让秘书坐在自己坐的椅子上，高岗挪到左边的椅子上。 几个人从秘书手上拿走了信件，到壁炉前面去准备烧信。 秘书拉着高岗的手，流着泪说：“你可千万不要自杀呀！” 高岗说：“不啦！不啦！没事儿啦！没事儿啦！”高岗一面用右手轻轻拍着秘书的左肩，一面提高了一点嗓门，催促快点把信烧掉。 烧信的几个人只顾烧信，高岗身边的秘书，也只顾看着他们烧信。 顷刻之间，屋子里非常寂静，只有撕信纸的沙沙声，信纸着火后轻微的呼呼声。 就在这时，高岗突然从右裤兜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他身边的秘书本能地将左手猛地往上一抬，击中了高岗的右肘。 枪响了。 子弹打飞了。 手枪掉在后侧的地毯上。 秘书拦腰抱住高岗，两个人扭在一起，都摔倒在地毯上。秘书拼尽全力抱住高岗，高岗用尽全力伸出左手去抢枪。就在高岗抢到手枪的那一瞬间，烧信的几个年轻人和高岗的家人一齐扑向了高岗，这位历经战火的高级指挥员，被缴了械。 刚才枪声骤起、大家慌乱的时候，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赶快打电话！”高岗想起这句话，便说： “你们打电话了？！他们马上就会来人，把我抓走了！” 中央很快得到了消息。 为了挽救高岗，使他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不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在发生这次事件以后，中央断然对高岗实行“管教”。 高岗在2月24日作了一次检查。在检查中，高岗承认自己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进行过分裂活动和宗派活动。高岗认为，这种活动是危险的，发展下去，就会反党。高岗还说，那天的自杀行为，是自己一时思想胡涂，企图毁灭自己，一了百了。 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于2月底至3月初全部结束。 座谈会颇有成效，会上不仅核实了许多材料和情况，也揭发出不少新材料。 1952年12月，高岗曾将自己在学习苏共十九大马林科夫报告讨论会上的发言，上报毛泽东。这个发言，结合马林科夫报告中讲到的苏联工商业工作中存在的很少研究居民需要、服务态度较差和经营管理不善等问题，联系我国商业工作的实际情况，作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关于改善贸易企业经营管理、搞好经济核算的很好的意见。毛泽东看后批示： “此件很好，使人一看就知道我们商业工作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不知此次商业部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否与高岗同志在此件中所说明相同，请曾山同志告我为盼。” 后经座谈会揭发核实，高岗的这个报告根本不是他的，而是当时国家计委贸易合作局局长关于商业工作的一个发言提纲。高岗窃取别人的发言稿和文章，用以欺骗中央的事件，不止这一起，而是多次发生。 两个座谈会结束后，分别向中央作了书面汇报和报告。 2月25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周恩来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43位同志的发言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之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周恩来从十个方面概括了高岗的错误。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制造“军党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 (三)造谣挑拨，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对干部许愿封官，扩大个人影响，骗取他人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窃取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 (十)个人生活腐化堕落，完全违背共产主义道德。 周恩来最后指出： “从高岗的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评。‘军党论’的荒谬思想必须肃清。个人主义野心家必须防止。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反对。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毛泽东于2月28日，审阅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并亲笔作了一些修改。提纲中有一段话是：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这段话中的“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和“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 3月4日，毛泽东看到合众社2月26日发自东京的一篇电讯稿。电讯稿对毛泽东退出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及继承人问题作了推测，其中还有对高岗的评价，说高岗“精明”，“曾由于治理满洲有成绩而得到当地领袖们的尊敬”。 对政治风向的观察极其敏锐，而且习惯于把国际国内政治动向联系起来思考的毛泽东，对这条电讯稿非常重视。这时毛泽东还身在杭州，便立即提笔写了三条批语，批给同在杭州的几位领导人： (一)“此件送林彪、陈伯达、胡乔木、谭政、陶铸五同志一阅，退毛。” (二)“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 (三)“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 3月12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陈毅、谭震林3月1日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情况向中央的报告。报告就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查证了的事实，特别是1953年两个会议前后破坏党的团结、阴谋分裂党的各项事实，得出如下结论： (一)饶漱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其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最严重的是1953年伙同高岗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二)饶漱石善于伪装，多年来伪装守法克己，在党内施展阴谋，争夺权位，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伸手时也以伪装面目出现，饶漱石是党内少有的伪君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投机家。 (三)饶漱石在党内争夺权位，采用一套权术，概括起来为： 1?郾 造谣挑拨，对上欺骗，对下蒙蔽。 2?郾 对干部或者许以职位进行笼络；或者先予以打击，打击以后再笼络。 3?郾 专抓同志的小辫子，善于钻同志间的小空子。 4?郾 处心积虑，四处安钉子，以便在他认为必要时，拿出来整人，使人莫知所措。 5?郾 担任新职时，预先准备好一套整人的下马威，以便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6?郾 对他所不满的人，常常制造借口予以打击。 7?郾 当面扯谎抵赖，说话反复无常。 8?郾 伪装恭谨的面孔，实际上常常吹嘘自己。 (四)饶漱石对自己犯的错误，至今不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关于他和高岗同时进行重大的反党活动，他只承认是“不谋而合”。 (五)座谈会最后指出，党在揭露了饶漱石的错误后，应当吸取的教训是：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必须提倡和发扬；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高级干部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的无产阶级嗅觉必须提高；党的团结必须加强，不让敌人有隙可乘；每个干部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必须确立；全党的马列主义教育必须加强。 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运用共性与个性相统一、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辩证方法，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制作了一个标本，一具模型，五脏六腑，经络穴位，皆历历在目。这个标本，具有极大的认识价值。如果你把今天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同这个标本对照一下，你会发现一点什么，甚至会想起普希金的诗句—— 这时候在我的眼前又重新出现了你…… 随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传达，由地委书记以上干部扩大到全体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及民主人士，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实际上逐步向全社会公开了。 3月下旬至4月上旬，《人民日报》接连发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革命警惕》、《保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反对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社论。4月4日的题为《提高革命警惕》的社论，提出国内外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主要方法，“就是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社论说，“党和人民的敌人——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分子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已不可能和很少用公开面目来进行破坏党分裂党的活动”，他们“必然是采取两面手法，躲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伪装起来，偷偷摸摸地来进行”。“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宗派活动”；“另一种方法就是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他们所采用的再一种方法，是不尊重党的统一领导，把自己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看作是独立王国”。社论号召，“为了增强党的团结，粉碎敌人破坏党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必须在党内开展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地方主义等等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可能被企图破坏党分裂党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分子和野心家所利用”。 与此同时，在中央政治局统一领导下，东北、华北等地，陆续召开会议，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揭发批制；4月，中央东北局召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中央华东局召开了扩大会议；5月，中央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6月，上海市委召开党代表会议；8月，山东省又召开党代表会议。 党中央的这些部署和措施，是根据当时斗争实际的需要，是符合当时的时代历史特点的。对于像高岗、饶漱石这样身居高位、说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干的是分裂党破坏党的勾当的大人物，开展全党范围内的斗争，在建国以后，这是头一回。当时，有些人一下子难以理解、难以接受。党内有些同志就不相信高岗会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他们说，这怎么可能呢？高岗的《荣誉属于谁》讲得多好：荣誉属于人民，属于党。这篇讲话我们亲耳听过，后来还作为干部学习材料让大家学习。他怎么是个人野心家呢？ 这也难怪。全国解放后，全党是第一次开展对这类两面派人物的斗争。只有深入地揭发、批判，才能使人们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高岗于4月29日写了《我的反省》。他不得不承认1953年他在财经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高岗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进行那些活动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当然，高岗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不得不承认自己有这个野心，并不等于他决心改正这些错误，也不意味着他将抛弃这种野心，重新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事实证明，高岗在第一次自杀未遂之后，并没有放弃和改变他的错误立场，相反，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沿着那条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并且决心坚持走到底。 他觉得他必然要失去曾经有过的那一切，然而，他决心不在失去那一切以后生活下去。 从一个共产党员一步步陷入了资产阶级野心家的泥坑，他已经无法想象，重新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切按照党的纪律行事，日子还怎么过？ 当高岗进行着分裂党破坏党的阴谋活动的时候，作为共产党员的高岗已经不存在了，消亡了；这时，体现在高岗身上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是失败了，资产阶级是胜利了。高岗如果接受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真正痛改前非，检讨他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活动，重新做一个共产党员，那么，无产阶级的斗争在高岗身上的失败，就会转化成为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明确指示过：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高岗检讨完之后，还要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职务，他的工作还要给以适当的安排。 然而，高岗没有放弃同党对抗的立场。 高岗在继续被“管教”的情况下，谎称晚上休息不好，在偷偷积累着安眠药片。 他一边积累着，一边计算着足以致死的安眠药片的剂量。 一天，又一天。 一个月，又一个月。 高岗处心积虑，一次一次欺骗管教干部，一次一次瞒过管教人员，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储足了安眠药片的分量。 终于，在1954年8月17日深夜(距离他第一次自杀正好半年)，高岗怀着对党和中央的仇恨，吃下了隐藏好的全部安眠药片，结束了他的生命。
9月1日，毛泽东就高岗自杀身死一事，签署了一份给苏共中央的通知。通知说： “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他各方面所作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高岗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实际行动，宣告他同党、同中国人民的最后决裂。 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逐步暴露以至最后被彻底粉碎，同中国共产党内消极因素的减少、积极因素的增多、歪风邪气的天天削弱、党风正气的日日加强，几乎是在同步进行着。 当高岗、饶漱石搞阴谋活动的时候，党内屡屡出现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怪事，不少好同志受到的待遇，应该说是并不公正的。 陈毅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个。 饶漱石用了明的和暗的各种手段，长期排斥和打击陈毅，以致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或多或少受到了饶漱石的影响。 那是1953年12月，陈毅来到北京。其时，正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别墅的毛泽东，约陈毅去谈话。 毛泽东没有开门见山，只是询问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农业互助合作的情况，谈谈国家领导体制方面的情况。 忽然，毛泽东话头一转，问起饶漱石来了： “你和饶漱石共事的时间很长，应该说，你对他是了解的。此人究竟如何？” 一贯坦率直爽的陈毅，听到这个问题简直有如芒刺在背，直发毛。饶漱石，他当然了解，因为他多次身受其害。搞阴谋诡计，耍弄权术，陈毅不是饶漱石的对手。陈毅早就想躲开饶漱石，但是怎么也躲不开，逃不脱。后来，陈毅下定决心不谈饶漱石，敬而远之。更何况，饶漱石新近调来中央，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同中央主要负责人之间究竟现在关系如何，陈毅也全然不知。而且，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直接处理过陈毅同饶漱石的关系问题，那时，陈毅要谈饶漱石，毛泽东制止了他。由于这种种原因，陈毅不敢把自己对饶漱石的看法直捅出来，只是说： “漱石同志的工作还是不错的，有水平、有能力。至于缺点嘛，谁没有？我也有我的缺点嘛。” 毛泽东表情淡漠。 坐了一会儿，陈毅便告辞出来。但心中很是疑惑，今天是怎么回事？ 可巧，陈毅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碰见中央机关的一位主要负责人。陈毅向他谈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和自己心中的疑惑。 那位负责人说：“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有什么就说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时的陈毅，又是那个本来面貌的陈毅，那个真诚、坦率的陈毅了。 陈毅立即回到毛泽东的房里，坦率地向毛泽东说明自己的思想过程，同时，根据自己的接触，把自己所了解和怀疑的饶漱石的言论与行动，向毛泽东和盘托出。 陈毅倾吐真情，毛泽东频频颔首：“你说完了真话，就该我说真话了。”毛泽东便把当时已经掌握了的高岗、饶漱石阴谋在财经工作会议、组织工作会议上发难，攻击刘少奇、周恩来、分裂中央，高岗企图当中共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等等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陈毅。最后谈到1949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泽东说： “不要伤风，要嗅觉灵敏，要警惕非法活动。主席职务那件事，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 在1954年2月份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陈毅经过认真准备，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和巩固与提高党中央的威信而斗争》的发言。陈毅就高、饶事件坦诚地谈了对党内斗争的认识，也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陈毅还提出，要达到弄清思想的目的，不是仅仅处分几个人。 听了陈毅的发言，刘少奇深受触动。当初，中央调刘少奇去延安，正是刘少奇要饶漱石代理自己的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的职务，不久，就发生了黄花塘事件。饶漱石正是在有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这两个职务之后，才掌握了华东大权的。如今，饶漱石不仅屡次整陈毅，还否认刘少奇培养过他，还同高岗串联在一起，散布种种攻击刘少奇的言论，把矛头对准刘少奇。现在，刘少奇又听了陈毅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发言，实在感慨万千。 当天晚上，刘少奇驱车来到陈毅的住处。 “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很对不起。”刘少奇诚恳、动情地对陈毅说。 “可别这么说，少奇同志，我这个人毛病也不少。我们总算互相了解了。来日方长啊！少奇同志！”陈毅抑制不住兴奋和感动。 不投机的话，半句都嫌多；投机的话，一句胜过千言万语。 毛泽东1953年岁末来到杭州。住了三个多月，离开杭州开始南巡，1954年3月14日到达太湖之滨的无锡。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会议的陈毅，闻讯后立即赴无锡迎候，将毛泽东迎至太湖疗养院。 次日，毛泽东约陈毅谈话，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谈阶级斗争，谈假像与本质。海阔天空，其乐融融。毛泽东说：“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这句话使陈毅深受触动。 随后，陈毅回到了南京。几个月来发生的一切，毛泽东的谈话，时时萦回于心。“感触纷来，慨然命笔”，写下了《感事书怀》诗四首。第一首《五古》的结尾是“慎之又再慎，谦逊以自束。后车善择途，前车一再覆”；第二首《满庭芳》的结尾是“须牢记，无情历史，利己必凶终”；第三首《水调歌头·自叙》的结尾是“晚节自珍惜，日月走如梭”。第四首是《七古·手莫伸》“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 万目睽睽难逃脱”。 1954年6月22日夜，毛泽东又邀陈毅到玉泉山别墅，共进晚餐。毛泽东依然海阔天空地谈山东，谈福建，谈高、饶反党阴谋事件；还谈诗，谈词，谈文学，谈《聊斋志异》。陈毅告别毛泽东时，毛泽东把陈毅送到门口。毛泽东握着陈毅的手，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饶漱石的结果如何呢？1955年4月，因包庇“反革命”等问题被逮捕审查。1965年8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14年；同年9月，被假释。1967年重新收监。1975年3月，因患中毒性肺炎死亡，尸体火化。
10岁入学读过短暂的3年私塾，14岁弃学务农。1926年，北伐军入湘。陈光所在的家乡－宜章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他成为农协会员。次年底，经当地地下党员陈东日、陈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初，朱德、陈毅率“八一”南昌起义的余部1000来人进至宜章，陈光异常兴奋，当即将“马日事变”后收藏的12支步枪献出，组建了一支农民赤卫队，然后配合红军参加了湘南暴动。曾率部浴血罗霄的原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者萧克将军解放后评价说：“陈光当时献出的12支步枪，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那时赤卫队武器很少，多是一些大刀梭标、土枪，能有这十几支步枪真不简单，对宜章暴动的成功，有着重大的意义。” 湘南暴动成功后，陈光随朱德、陈毅走上井冈山，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三师第二十九团一营任连长。1930年2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陈光这时已是红四军一纵队（纵队长为林彪）一支队副支队长。在中央苏区进行的反围剿战斗中，红四军3个纵队在红六军二纵队的配合下，首先在富田一带彻底歼灭了敌先头部队一个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役中，林彪的指挥所为突围之敌所围困。在此紧要关头，陈光带领本支队拼死突入前沿，将林彪安全救护下来，自己却在战斗中挂了彩。事后，不善言谈的林彪到救护所看望陈光时，一再表示感谢并主动为他请了功。 是年6月，陈光所在的红四军与红六军、红十军组成红一军团，在胡耀邦家乡文家市的一次战斗中，已升任营长的陈光第3次负伤。敌人的子弹穿过他的右膝，卡在骨缝里，血流如注。同志们把他抬上担架，他挣扎着从担架上滚下来，重新爬回阵地，直到将敌人击溃。10月，红四军进行整编，林彪出任军长，罗荣桓担任政委。陈光则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该军第十师三十团团长。由此，性格坚贞倔犟、刚直易怒的陈光和两位领导便开始了恩怨集结的配合。 次年5至9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二、三两次围剿，陈光在作战期间，升任十师参谋长，带领本师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召开，陈光被授予二级红星奖章。年底，他调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1933年8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采取碉堡战术对中央苏区发动了残酷的第五次围剿。为了扩红，党中央组建了日后名闻遐迩的“少共国际师”。当时，这个师共青团员占到了70%以上，平均年龄仅为18岁。为了把这些“红小鬼”培养成坚定合格的战士，中央军委在师长和政委的人选上反复遴选，最后决定派战术素养好、政治觉悟高、指挥能力强、作战勇敢的陈光出任该师师长，政委则为年仅17岁的总政青年部长肖华。 在陈光、肖华的带领下，“少共国际师”第一仗便在福建一役中歼敌500余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为此，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专电嘉许该师，称赞他们是“铁拳初试”。3个月后，陈光调任红二师师长。虽然他在少共国际师只有3个月时间，但正如后来肖华上将评价的：“陈光对培养这支年轻部队呕心沥血，打下了良好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4日夜，陈光率领红二师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长征之初，陈光带领红二师担任突前前卫的任务，掩护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经过浴血拼杀，终于来到了贵州。“黎平会议”后，红军改向遵义进发，红二师四团被选作前卫。陈光被军委首长亲自点将，带领耿飚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四团抢渡乌江天险。随后，他折回师部，指挥六团、四团，分别攻取遵义，抢占娄山关，占领松坝，然后再度集结部队沿西北方向警戒，与兄弟部队一道警卫着遵义会议的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重新确立了领导地位。随后，陈光带领红二师参加了四渡赤水，顺利进军川西。行至大渡河安顺场渡口，中央红军面对几十万蜂拥而至的敌军，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当时正值5月雨季，安顺场渡口水流湍急，河床宽广，工兵部队无法架起浮桥，全军上下费尽心机搞来的4只小船只是杯水车薪。唯有抢占泸定桥，才能保证部队抢渡完大渡河，避免当年石达开在此全军覆灭的命运。重任又一次落在了陈光肩上。他带领红二师四团以一天狂奔120公里的速度，创造了军史上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奇迹--飞夺泸定桥，打开了红军的北上之路。 走出草地后，红二师率先进入甘南境内。又一道著名天险--腊子口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这道关隘被夹在连绵的群山中，在两道山峰间如同一条狭窄的口子，刀砍斧削。两面尽是绝壁悬崖，下面则为一条奔腾的河流，其间仅有一座木桥，是出入腊子口的唯一孔道。林彪、聂荣臻等军团首长和陈光一道仔细观察了地形，决定由陈光和四团政委杨成武指挥。经过一夜激战，腊子口终于被攻克。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党小组曾对陈光的这一功绩作了如下评述：“在长征中腊子口攻坚，陈光对中央红军北上，渡出险境，贡献极巨。” 11月19日，红军进入陕北吴起后，陈光改任红四师师长，彭雪枫为政委。在”直罗战役“中，他带领四师，在友邻部队配合下，担任主攻任务，最后一举攻克直罗镇，全歼敌一0九师，生俘师长牛元峰以下5000余人。“西安事变”后，陈光接替已调任红军大学校长的林彪，成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直至半年后，红一军团被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 接替林彪出任115师代师长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即115、120、129，而以115师实力最强，有1万5千余人，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合编而成。115师成立之初，师长为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实际上是政委角色），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343、344两个旅。徐海东任344旅旅长，陈光则担任343旅旅长。 9月，115师出师即胜，创造了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迹。林彪集中该师兵力，在山西平型关设伏，歼敌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1000余人，打下了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一个月后，陈光和老搭档肖华一道率343旅于广阳再次设伏，毙伤日军千余人，取得了广阳大捷。改变历史序曲的往往有很多偶然因素。次年3月，林彪在清晨的一次策马晨练中，为晋军误伤，生命垂危，旋即被接回延安，转送苏联救治。经中央军委提议，八路军总部任命陈光为115师代师长。 不久，115师大分家。聂荣臻带部分人马去了五台山，建立晋察冀根据地。陈光和政委罗荣桓一道带着主力部队东进山东。进入齐鲁大地不久，他们便指挥杨勇打下了樊坝，树立了八路军的声威。接着，一鼓作气，直插泰山以西，建立起各级抗日政权，有力地威慑着津浦铁路中段的日军。5月初，日伪军数千人马，兵分九路，杀气腾腾地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向泰西地区扫荡，伺机寻找115师主力决战。 这时，陈光率领的师直、686团、津浦支队以及鲁西区党委共3000余人，顿时陷入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实际上，早在日军有所动作之初，陈光就有一种预感，日军会对115师进行大规模扫荡。但罗荣桓去东汶支队检查工作不在家，他虽有些意识，但没料到日军会有如此大规模的九路围攻。当发觉情况的严重性时，陈光决定紧急突围。5月11日拂晓，日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全线发起攻击，并出动飞机轰炸扫射。115师总部所在的陆房村房倾墙摧，地动山摇。这是陈光在战斗年月遇到的最被动最危险的局面，他命令各部队：不惜一切，坚守阵地，夜间突围1各线守军也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打退敌人一次冲击。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毙伤敌联队长植树田大佐以下1300余人。黄昏时，敌人停止了攻击，企图次日清晨再攻。夜幕降临后，陈光立即召集师部机关的参谋处长等，研究并确定了当晚突围的路线、时机和具体安排。夜10时后，利用敌人不敢夜战的弱点，在进行动员、紧急埋藏笨重物资之后，从敌人阵地的空隙，分两路向东南及西南方向隐蔽地突出重围。12日拂晓，安全到达东平以东的无盐村一带。5月12日拂晓，115师渡过汶河，跳出陆房村，在东平以东的无盐村与政委罗荣桓会合。这便是抗战军史上有名的“陆房突围”，也是陈光日后蒙冤的一大伏笔。 此役115师伤亡300余人，丢掉部分骡马和辎重，暴露了部队的一些问题。对此，一些干部颇有怨尤，有的甚至指责陈光“指挥失误，受到些损失，不好向中央交待”。陈光听到这些议论，心情可想而知，后在罗荣桓的鼓励下，情绪得以稳定下来。两个月后，陈光又用手里仅有的三四百人，将日军长田大队包围，打了一个大胜仗。战后第二天，八路军总部传令嘉奖，称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陈光的威名，遂在山东流传开来。他和政委罗荣桓紧密配合，精诚团结，以致山东军民一提到115师，便呼为一个人“陈罗”。 随后数年，陈光和罗荣桓一道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取得了甲子山、梁山、剡城等著名战役的胜利，当初不到一旅人众而入山东，到抗战结束时，已发展到10余万人。陈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致在日军本部，有关部门专门撰写了《陈光部作战研究》的小册子供他们指导作战之用。 1945年，陈光在延安出席党的“七大”，并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生性率直的他在出席七大代表的人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于情于理，皆不为过。不料，此举引来轩然大波，有人以“陈光欲抵制党代会”为由，直接上书毛泽东，指斥其有“反党行为”。这也成为后来陈光蒙冤的又一罪状。 毛泽东对这位井冈山会师时的连长毕竟是了解的。他经过调查，当即给陈光回了封信，称：“你的意见我是了解的。有些意见是对的。你在山东执行的路线是对的。‘七大’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信你能致力于开好这次大会。故意见可以会后交换。”陈光接信，释然于怀，并将书信一直珍藏在贴身衣袋里。七大以后，毛泽东果然践诺，特地邀请陈光和夫人史瑞楚一道来家中作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对陈光参加革命以来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以后的工作进行了很多指示和嘱托。 当时的延安审查小组经过全面考核，在陈光的《历史总结》中作了如下评述：“陈光是我军有数的军事人才之一，他一贯忠心耿耿，具有为党为阶级虚心学习，联络群众的优良品质。”“抗日战争中，陈光率115师转战华北，1939年进入山东，创造了梁山歼灭战、陆房突围等有名的战役，使我党我军威名远扬，鲁苏局面大开，根据地建立。” 所谓的“扣压电台”事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双方瞩目的焦点。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林彪、陈云、彭真等率10万余干部昼夜兼程赶往东北，罗荣桓与黄克诚分率山东八路军、苏皖新四军齐头并进。陈光原本回山东，由于形势的变化，也和林彪一道赶赴东北。10月，陈光在与罗荣桓及老部队会合后，中共东北局决定，在黑山、北镇一带设置第二道防线，交由陈光负责指挥。出于战略需要，罗荣桓当即把从山东带来的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交与陈光使用。 约两月后，林彪带领东北民主联军指挥所出关撤往阜新。此时，国民党部队已进占锦州、沟帮子一域，恶战一触即发，情急之中，林彪得知陈光处有部大功率电台，连忙致电陈光，要求调电台和机要人员火速赶往阜新。陈光考虑没有电台无法进行联络、指挥，况且林彪部已有两台大功率日制电台，当即回电希望不要调走电台。林彪则两度来电继续催调，并严辞责问陈光扣压电台，妨碍其指挥作战。见此情况，陈光忙抽调出电台及机要人员，准备送往林彪处。不料，锦州之敌大举进犯陈光部，仓促撤退之际，陈光只得带走电台及机要人员。电台就此无法上交。随后，性格内敛、含而不露的林彪多次在公开场合指斥陈光“无理霸占电台，抗命不交”。 在东北数年，在林彪、罗荣桓节制下，陈光参与指挥攻打长春、拉法、新站等战斗。担任过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司令员、松江军区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参与指挥焦家岭、城子予、德惠等战斗。1949年初，陈光担任了第四野战军的副参谋长。3月进驻北平时，林彪在防止居功骄傲的会上，既未征得东北局同意，更未得到罗荣桓首肯，再次点名批评了陈光。 随军南下，广州蒙冤 在当时的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的领导下，负责剿匪肃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市场物价等多方面的工作。广州紧邻港澳及海外，是新中国的南方前哨，百废待兴。与许多枪林弹雨中厮杀过来的战友一样，陈光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缺少对城市管理建设的经验。当时，中央明确规定，在港、澳、台做情报工作，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高度的纪律，结果陈光在掌握政策时，表现得主观、简单和不够审慎，以致出现一些较大的错误。同时，他从局部利益出发，在老家宜章违反干部政策和一些规定，将烈士子弟和知识青年招来广州，办起了训练班。 鉴于陈光的错误和抵触的态度，中南军区报请中央后，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1950年7月23日，陈光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理。这天一大早，原115师作战科长、陈光的老部下、时任广东军区参谋长的李作鹏，邀约他赴广州荔枝湖游玩。陈光很开心。两人在湖中泛舟，还搞了野餐，颇为尽兴。但是待到下午归来时，陈光大吃一惊，只见其达道路的住所已戒备森严，跟随他多年的老炊事员含泪望着他，四周则站满了他不认识的战士。警卫全部撤走，查抄了住所，在二楼的房间里，李作鹏尴尬地望了望他，然后朝保卫部部长呶了呶嘴。保卫部长便捧出上级的电令，宣布他已被撤销广东军区副司令兼广州警备司令的职务，旋即将他软禁起来。 实际上，对陈光的处理意见已在7月22日晚由中南军区电告了广东军区，鉴于陈光性格刚烈，又是战功卓著的老同志，电文强调尽量做到不扩散，具体实施由广东军区党委安排，采取先撤换警卫，再行就地软禁的办法。但是怎样实施呢？广东军区连夜召开党委常委会（未通知陈光参加），由叶帅主持，拟了几套方案，都未获认同，最后李作鹏自告奋勇提出了邀陈光游湖、再派人查抄住所的办法。客观上讲，李作鹏提出这个建议，一是基于多年的战友情谊，希望在老战友被打入“另册”前，能够开开心，叙叙旧；二也是执行上级尽量不扩散的指示。作为参谋长，这是他的分内之事，不能因为后来的蜕变而在这件事上指斥他。 陈光被软禁后，据当时看守陈光的保卫干事王大述回忆：“我带一个警卫班负责对他进行监护。陈光在二楼听到对自己的处理意见后，情绪很激动。因执行者都是他的老部下，不便作什么解释。开始几天，他饭量很小，常常大发脾气。我职务低，只负责看守，便对他说，首长，你的问题我们不了解，领导派我们来，有三条任务，一是保卫你安全，二是照顾你生活，三是限制你自由，不能下二楼。你有意见可以向组织反映，但不能老发脾气，不吃饭，这样会影响健康的。” 陈光连连摇头，两行清泪挂满腮边，盛怒中他掏出珍藏在贴身衣袋里的毛泽东1945年写给他的信，气愤地说：“有人陷害我，毛主席了解我，信任我，我要见毛主席。”说完，把信递给了王大述。王大述看完那封信，叹口气劝道：“首长，你不要着急，事情会搞清楚的，你可以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嘛。”陈光点点头，情绪才稍稍稳定下来。 病殁武汉，30余年后终获平反 这年10月，抗美援朝战端开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陈光在王大述和其他警卫人员的护送下，被转送武汉，软禁在中南军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期间，中南军区不少旧部以各种方式探望过他，由昔日功臣沦为今日的楚囚，陈光百感交集，情何以堪？在以后长达3年半的时间里，他一直被监禁于此，从来没有离开过二楼。 对于他的错误，显然是夸大了。尽管当时的中南局、中南军区先后派苏静、刘兴元、梁必业找他谈话，劝他认识错误，但陈光认为，“当年的陆房突围，七大代表的审定，无故扣压电台，对港澳台情报工作以及私自招收宜章子弟开设训练班”等主要错误，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处理得极不公正；他还认为，林彪出于历史过节，刻意加害他，因而拒绝接受组织对他的处理。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1954年6月7日，陈光在那栋2层小楼里，含冤去世，终年49岁。此前，他已有精神病征兆出现。6月7日，赫赫名将陈光在这座小楼里自焚身亡，此即军史上骇人听闻的“陈光事件”。
30多年后，在纪念长征五十周年之际，熟知陈光的人，包括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在内的10余老同志，联名上书陈云，希望重新公正处理陈光的问题。1987年，中纪委、中组部、军纪委和总政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认真细致的审查，实事求是地认定其解放初所犯错误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受到了林彪的诬陷和打击，以致长期非法监禁和错误处理。1988年4月，经中央中央批准，撤销了强加于陈光头上的“反党”结论，恢复他的党籍和名誉。此时，距陈光蒙冤去世已是整整34年。
1927年6月，戴季英受党委派，回家乡参加发动农民运动，担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代理书记。9月，中共黄安、麻城两县委发动了“九月暴动”。戴季英负责领导黄安各乡暴动的宣传与组织工作。11月初中共鄂东特委决定武装夺取黄安城，戴季英当选黄麻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同时兼任七里坪农民义勇队总指挥。11月13日晚10点钟，黄（安）麻（城）两县的3万余起义农民，浩浩荡荡地向黄安进发，14日凌晨4时一举突破城垣，歼灭了县警备队，缴枪100余支，活捉了县长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和一批土豪劣绅。 11月18日，大别山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吴光浩、曹学楷、吴焕先、戴季英率领大部起义武装，到湖北黄陂县木兰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由王树声率领少数人在黄、麻北部坚持斗争。
1928年春，黄麻起义武装余部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 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季英担任第7军党委委员，率部开始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5月，戴季英担任中共黄麻县委书记兼共青团黄麻县委书记，并兼黄安县地方武装指挥部总指挥，积极发动农民参加土地革命，发动青年农民加入红军，为“扩红”做出很大贡献。10月，他被选为中共鄂东特委委员。 1929年12月，他当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参与了领导创建和巩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由沈泽民（茅盾之弟）任书记，戴季英当选省委委员，成为沈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1932年4月，戴季英任红四方面军25军74师政委，率部在皖西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主力被迫西征，戴季英所在第74师，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这一时期，戴的战功是非常显赫的。 1933年3月4日，红25军侦悉敌马鸿逵（西北二马之一）第105旅进占河南省光山县郭家河村（今属新县），与汤恩伯第89师换防，决定趁马部由西北新调来大别山、人地生疏立足未稳，采取快速突击战术将其歼灭。3月5日傍晚，吴焕先向全军作了紧急动员，当夜秘密急行30公里，拂晓到达郭家河。此次战斗，以第74师为主力的红25军大胜，红军仅伤亡30余人，全歼国民党军两个团，毙敌207团团长马兆图、副团长吕宗文，俘敌205团团长马鸣及其以下官兵2000多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8门、机枪12挺、长短枪2000余支、战马百余匹，副旅长马登科仅带60多人落荒而逃。 1933年4月8日，“颇有战将之风”的戴季英升任红25军政委，同时兼第74师政治委员、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4月中旬，红25军在潘家河村再次与国民党军作战，击退“清剿”区指挥官卫立煌所部4个的师兵力，共歼国民党军1个多团，使其围歼红军的计划破产。 “郭家河战斗”、“潘家河战斗”已载入军史，戴季英的参与决策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经此两战，红25军军威大振，迅速发展到1.3万余人。但是，也使左倾路线领导人（以沈泽民为代表）忘乎所以，命令红25军强攻敌重镇黄安七里坪。5月 2日，红25军被迫攻打黄安七里坪，与强敌相持43天不下，被迫撤围。此役红25军伤亡6000余人，实力大损。7月，敌人调集14个师、4个独立旅共 10万余人，向鄂东北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强敌，吴焕先、戴季英力主避敌锋芒，率部转战皖西北。途中，敌以3个师扼守要道，另以2个师又5个旅重兵合围，使红25军遭受重创，全军只剩3000余人……在飘忽不定的游击战争中，部队每到一地，戴季英总是亲自召开会议，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和执行纪律的情况，注重在斗争中选拔积极分子、发展党员，经常深入基层同战士谈心，讲革命道理。作战时，他总是身先士卒，亲历险境，与战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冲杀。当时部队缺粮严重，他和战士们一样忍饥挨饿。看着他青黄的脸，警卫员悄悄寻来一点大米给他熬一小碗稀饭，他一口未尝，让警卫员将稀饭全部送给了伤病员……
然而，戴季英在红四方面军掀起的“肃反”运动中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严重后果。郭家河战斗胜利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发来的指示，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戴季英积极贯彻执行。对此，时任红25 军副军长兼第74师师长的徐海东深恶痛绝，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有一次，戴季英把第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问不出口供时，戴季英叫警卫员拉出去杀了。徐海东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最终，49个人都被杀了。 在红25军攻打七里坪的战斗中，沈泽民狂热地提出：“现在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一面围城，一面肃反。”于是，著名的“七里坪火线肃反”开始了。七里坪是距黄安县城15公里的大镇，住着敌十三师6000多人，周围修满了围墙、壕沟、碉堡，还布上了层层铁网和鹿砦。前方攻打七里坪，戴季英却在后方大“肃反”，很多干部和战士都被当做“改组派”、“第三党”、“AB团”给抓起来了。此时，饥饿、伤亡、“肃反”的恐怖，严重威胁着围攻七里坪的红军。然而，中共鄂豫皖省委却发出通告，批评一些领导人在“肃反”中思想右倾，严令“对武装中的肃反还要加紧”。就这样，戴季英在第74师的“肃反”更加扩大化了。
1934年11月，红25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部队进行了整编，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将士2800余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于11月16日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北上长征。 1934年12月10日，红25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即在该县庾家河召开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区建立根据地，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鄂豫陕边界地区，包括陕西省东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部地区，该地区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地势险要，人民困苦，敌人统治薄弱。红25 军到来之前，这一带就受过党和红军的影响，适合红军立足发展。当时，蒋介石还未能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军队的指挥。因此，红25军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期间，戴季英历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全程参加了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5年1月，蒋介石令驻河南、湖北、陕西3省国民党军以11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边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红25军在吴焕先、戴季英等率领下，以大回旋的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根据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他们适时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丁、抗夫”的五抗斗争，很快打开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局面。 1935年2月1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鄂西二天门召开常委会，讨论部队战略方向和行动议会。针对一些干部、战士认为“红25军无法孤军在鄂豫陕边界独立创建根据地，应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主力”的思想情绪，会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在吴焕先力主、戴季英支持下，中共鄂豫陕省委终于统一思想，继续开创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3月10日，吴、戴指挥红25军在陕西洋县华阳镇石塔寺附近设伏，截击敌警备第2旅两个团，经激战击溃敌5个营，毙伤敌200余人，敌旅长张飞生受伤，俘敌团长以下400余人，乘胜开辟了华阳革命根据地。4月9日，又一举击溃警备敌第3旅，粉碎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杨虎城派警备三旅上去，并不是追击，而是想和红军达成协议。张汉民本人就是共产党员。警备三旅2000多人有200人是中共党员，连一级都有中共的支部，几乎跟红军一样。杨虎城认为警备三旅共产党员最多，尾追是最保险的，共产党不会打共产党。张在接到杨虎城的命令以后，派出身边的共产党员张明远秘密追上红二十五军，和徐海东，程子华达成协议。红二十五军在前，警备三旅在后佯装追击，双方保持20里距离，帮助红二十五军尽快离开陕西。徐海东，程子华当时表示可以，双方签订了协议，还向杨虎城索要了陕西军用地图，药品，甚至无线电台。张汉民全部提供给他们，只是西安没有多余的无线电台设备，他派人去上海购买，并且报告给杨虎城。 之后，张汉民率部在后面佯装追击的时候，突然被红二十五军伏击。按照警备三旅的装备和战斗力，本来不会一下就垮了，主要还是打了个措手不及。当时张汉民部担任前卫的九团团长阎揆要报告：红二十五军已经隐蔽，沟内似有埋伏，建议就地宿营，以免误会。结果张汉民到底是个书呆子，他认为红二十五军不可能违背协议打自己，下令继续行军。结果一个旅在二三个小时内就被红军打垮了。 张汉民部毕竟是杨虎城的西北军，不是红军自己的部队，摸不清底细，打了总比留着后患要好。俘虏了警备三旅1000多人以后，红军先问谁是共产党员。张汉民带头站出来说是，之后又有20多人站出来说是，有些精明的家伙当时没有站出来。结果红军下令把张汉民这20多人全部枪决，说他们都是叛徒，其他被俘的1000多人都放了回去。张汉民本人虽然是地下党员，但从1924年就跟杨虎城，前后10年时间身份没有暴露，也参加过多次对红军作战。他不但迷惑了国军，也迷惑了自己人。除了中央红军高层和中共的陕西省委，没人能够确认他是不是党员。当时红二十五军已经失去和中央红军的联系，又和陕西省委没有接触。徐海东，程子华把他当成叛党的叛徒，所以就处死了。杨虎城事后说，没想到共产党对自己人也这么狠，不能相信他们。 九间房事件，这是戴季英历史上的重大污点，为什么要避而不谈，反倒大谈所谓的第一次反围剿。 负责中共党史工作的原国家主席杨尚昆说：“红15军同杨虎城的部队打过一仗，抓到不少俘虏。把俘虏集中起来后，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15军团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对这件事，杨虎城很有意见。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代表中央当面向杨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杨心里的疙瘩。中央到陕北后，汪锋和陕北其他一些干部也曾为这件事向中央告过状。但是，人已经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追认他们为烈士。”（注100：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第160页） 张汉民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获得平反昭雪，承认其全部革命历史。然而，令人倍感不解的是长期以来红25军的主要负责人除徐海东外，都对此事采取了脱离客观实际的做法，他们始终没有在公开的出版物包括军史、回忆录中对“九间房事件”给予正面解读。此事件另一个恶果就是戴借机攻击迫害刘志丹。 4月中旬，蒋介石正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发动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扬言要在3个月内消灭根据地的红军。为反击敌军“围剿”，吴焕先、戴季英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率部每天行军百余里，日夜与敌周旋。6月，当敌人被拖得晕头转向时，他们挥师首先北上商洛，奔袭“鸡鸣三省”（鄂豫陕）的古镇荆紫关，打乱敌军部署。7月，他们又在山阳县袁家沟口伏击敌警备第1旅，以伤亡100余人的代价，取得毙敌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的重大胜利。继而，部队转到外线行动，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兵锋直抵西安城南10 余公里之韦曲（长安县境内），使敌人大为震惊。至此，宣告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失败。 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红25军从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当时，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地区集结，企图将我主力红军围歼于川西地区。此时，红25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孤军北上？又面临着一次新的重大抉择。在这关键时刻，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25军驻地，送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切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当晚，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和敌情动态全面分析，主持工作的吴焕先、戴季英等决定：郑位三等同志留下领导部分武装，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红25军主力立即西征甘肃，以牵制陕甘边界之敌，策应党中央和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 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25军的领导，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观全局，独立自主地作出继续西征北上的这一战略决策，是难能可贵的，它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也反映了以吴焕先、戴季英为代表的红25军全体指战员心向党中央、盼望与主力红军会师的急切愿望。 7月16日，红25军4000余名指战员从长安县沣峪口地区出发，离开鄂豫陕苏区，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当时，部队进行了西征北上的政治动员，戴季英等提出的口号就是“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 8月初，红25军攻占甘肃两当县城，随后翻越麦积山，攻占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县城。这一行动引起敌人极大震惊，急调部队回援。这时，红25军又大胆向敌纵深挺进，从天水新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红25军如一把尖刀，直捣敌后方，成其心腹大患。蒋介石从成都行营接连发出5道电令，调兵遣将，堵截、追击红25军。这样，红25军吸引和调动国民党兵力达20万人，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在川西的行动。 8月15日，吴焕先、戴季英率部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兴隆铺。兴隆铺一带是回民居住地带，吴、戴通过调查了解到，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大汉族主义统治造成民族纠纷，汉回隔阂严重。因此，他们专门为部队规定了过回民区必须坚决执行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把猪肉都作了处理，并派出手枪团和一部分回族战士先期进入兴隆铺，张贴标语、传单、布告等，进行宣传。部队进入兴隆铺后，吴、戴亲自召集当地知名人士和阿訇举行座谈会，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及民族政策、纪律等，讲明红军只暂作停留，不征粮派款，不拉夫抓丁，解除群众顾虑。随后，吴、戴等在一片锣鼓、鞭炮声中拜访了清真寺，并赠送了匾额和礼品。红25军模范执行民族政策的实际行动，换来了回民的一片赞颂。后来，当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这里时，面对热情的欢迎，始知是吴焕先、戴季英及其领导的红25军种下的“善果”，对吴、戴称赞不已。 经过3天休整，在回族乡亲摆设香案的隆重礼送下，红25军离开兴隆铺，沿西（安）兰（州）公路东进，开始了西征北上的大周旋战略行动：先是攻克隆德县城，接着连夜越过六盘山，进抵平凉、泾川地区。8月21日，红25军在泾川县城以西的王村翻越王田宫塬，徒步涉河。当部队刚过一半时，上游河水陡涨，军部机关直属队及在塬上担任后卫任务的第223团被阻于河北岸。就在此时，敌第35师208团1000余人，由泾川县城沿着王田宫塬突然袭来，企图把红25军后卫部队压在河边吃掉。战斗中，吴焕先不幸牺牲。这位卓越的青年将领壮烈牺牲时年仅28岁。 政委牺牲的噩耗传出，全军上下极度悲愤，战友们呼喊着：“为政委报仇！”纷纷冲向敌阵与敌展开肉搏，血战四五个小时，终于全歼尾追之敌，击毙敌团长马开基。 9月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甘肃华池县豹子川召开会议，红25军领导进行调整，决定副军长徐海东升任军长，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改任参谋长，郭述申接任政治部主任。9月15日，经过20 多天转战，红25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26军、红27军会合。 进入陕北后，长期热衷于“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历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 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已进入甘肃，越过六盘山。蒋介石调集十万之众，向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大“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阻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徐海东、刘志丹亲密合作，率领红15军团在甘泉县劳山地区、鄜县（今富县）榆林桥地区，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又两个营，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给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迎头痛击。
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受左倾路线影响，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等竟然下令开展起所谓“肃反”，矛头直指红26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一些人始则诬蔑刘志丹“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初到陕北不熟悉情况的戴季英只能“奉命行事”。一时间，凡是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26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 9月下旬，戴季英等人秘密命令红15军团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那一天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他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通讯员：“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说完，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瓦窑堡便被戴季英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据说，审讯期间，戴季英屡次亲自动手用皮鞭狠抽刘志丹、高岗，还把刘带着5岁女孩的妻子投入了劳改队。很快，强加给刘志丹的“罪状”下来了：一是执行“富农路线”，指土改中，刘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二是“捎山主义”，指刘坚持农村割据，主张“有击更有游”，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轻易冒险攻打大城市；三是“投降主义”，指刘在统战工作中积极争取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中的一些人，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 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革命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26军、红27军等西北方面红军甚至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25军是不是白军？一些地区的群众听说他们的领袖刘志丹被捕，有上千户逃往白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一些县发生了“反水”现象，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眼看红军内部就要爆发冲突，错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王、刘、贾出发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再三审查证明，那些“口供”，有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的，其余大都是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所造成的假口供。于是，刘志丹得以出狱并恢复工作。随后，毛泽东严厉批判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在批评戴季英时，戴进行了辩解，周恩来怒斥：“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11月7日，中共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的宴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席。 11月30日，党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撤销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迫害刘志丹”，成为戴季英政治生涯上的“败笔”。
1937年7月，抗战军兴，南方8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高敬亭所部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为司令员，戴季英担任副司令员。高、戴虽早在鄂豫皖时期就认识，却彼此猜忌，高甚至怀疑戴是党中央派来监视他的，戴也处处和高较劲。1938年4月，第4支队挺进皖中，在皖中、皖西党的负责人李世农、张恺帆等协助下发展游击武装。当年秋天，建立了一支由戴季英领导的游击纵队，下辖第1、第2两个大队，约2000人。为新四军第4支队的发展、壮大，戴季英是做过贡献的。12月中旬，戴积极推动高敬亭率部东进皖东、皖中敌后，取得了部分战果。 1939年5月5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徐海东）兼指挥部前委书记，指挥包括第4支队在内的江北部队开赴津浦路西、路东地区，旨在打开皖东敌后的抗战局面。同年6月，高敬亭在安徽合肥被错杀，原第4支队一分为二：一部分兵力组成新的第4支队，由徐海东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另一部分兵力组成第5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期间，戴率部挺进安徽巢县、相城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屡有斩获。在徐海东病重时，他还代理过司令员职务，是第4支队的一号当家人。在张云逸领导下，戴季英率部参加了开辟津浦路西（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津浦路东（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很快，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7000人，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的战略展开任务，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实现了北与八路军战略协同、东与新四军苏北部队打通联系的任务。 戴季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一套，搞统一战线也不外行。 1939年12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将领李品仙和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联手，频频对江北新四军挑起摩擦、制造流血事件，妄图切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把新四军江北部队完全消灭。时张云逸的妻子韩碧携幼子远之在安徽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部队扣押为“人质”，向张云逸、戴季英施加压力。1940年3月30日，戴季英和张云逸联名致电安徽各机关、团体暨各界领袖。 通电有理、有利、有节，语气不卑不亢，使李品仙部在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随后，张、戴坚决贯彻党中央先击李品仙、后打韩德勤的方针：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定远城，取得反李作战的胜利；继而，指挥第4、第5支队和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开展以半塔集为中心的反韩自卫战，从而取得了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史称“半塔保卫战”，是开创淮南抗日根据地关键的一战。最终，国民党方面被迫将韩碧母子释放。后来，陈毅曾经高度评价过半塔自卫战的重大意义，视其为黄桥决战的序曲：“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这一时期，戴季英还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 是年11月底至1941年3月，戴季英同新四军的谭友林、郭述申等共10余人，从安徽涡阳出发，奔赴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达延安后，戴季英一行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皖南事变你们都知道了吗？项英同志就是相信国民党，相信顾祝同，不听中央的话，不相信党中央，把椅子搬到顾祝同脚下坐着，顾祝同脸色一变，一脚把他踢翻了。最后，毛泽东说，你们来开七大，七大要等些时开，你们要先好好学习，学习党的历史等。于是，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2年底至1943年初，党中央直接领导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高干会议，解决西北历史问题。毛泽东、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清算“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造成的恶果。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纠正了1935年处理“肃反”决定中的错误之处，比较公正地指出：时任中共陕甘晋省委正副书记的朱理治、郭洪涛敌情观念过重，应负“肃反”主要责任。1944年7月，戴季英写成《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书稿，对鄂豫皖苏区的历史和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回顾，说法还算公正。 1944年夏，日本侵略军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发动豫湘桂战役。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大多数是一触即溃，甚至是望风而逃，致使河南广大地区沦陷。9月，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暨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在延安成立，戴季英担任区党委书记、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政委，王树声担任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司令员。两人都是鄂豫皖时期的老相识，受命后立即率部向河南敌后挺进，创建了以嵩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2月，八路军河南军区正式成立，王树声、戴季英分别担任司令员、政委。在此前后，他们率河南人民抗日军第3、第4支队进入豫西伏牛山区，展开攻势作战，消灭日军、伪军的有生力量，并发动群众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在河南人民抗日军6个支队迅速展开的基础上，中共河南区委先后建立6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 河南军区在豫西的活动，很让毛泽东欣赏。1945年1月1日，毛泽东与前来祝贺新年的郭述申（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任该校第3 部主任）等谈话，高瞻远瞩地指出：同敌人斗争要有长远准备。过去只顾眼前，扩兵筹款，不久根据地也搞空了。河南的同志做得对，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已扩大了1万多地方部队。在此，可以说不点名地表扬了戴季英等人。同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五部、六部发起的报告会上讲话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他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震又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季英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队伍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可见戴在毛泽东心目中还是有相当分量的。 王树声、戴季英在豫西活动期间，还与国民党爱国将领高树勋结下了统战关系。高树勋后来能走上起义道路，与王、戴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河南人民抗日军进军伏牛山区，筹建抗日民主政府，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方针，积极扩大抗日根据地，这不仅震慑了国民党顽固派和当地土顽，而且给伏牛山区的人民带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 1945年8月，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奉党中央之命，王树声、戴季英率部和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359旅会师。
同年10月起，戴季英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他与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紧紧扼守中原战略要地，牵制住国民党相当多兵力，为我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6年7月，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开始。突围过程中，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戴季英等率中原军区部队集战略转移、战略牵制重任于一身，以机动灵活、英勇果敢的行动“四面开花”，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企图，而且牵制了国民党程潜、刘峙、胡宗南3部共32个旅36万人的兵力，并在突围战役中以较小的伤亡予敌以重大杀伤，赢得了解放战争首战的重大胜利。 当中原突围各路部队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即将进入兄弟解放区之时，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中原部队改变原定进入解决区的战略转移终点，在鄂、豫、皖、川、陕解放区外线牵制敌人，配合内线部队作战。王树声、戴季英表现出了高度的全局观念，从7月下旬开始，王、戴率部经过艰苦转战，创建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王、戴分别担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创建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过程中，王、戴所部与中原军区其他部队一起，以顽强的毅力，经受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之敌的残酷“清剿”和恶劣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从而有力地帮助了我陕北、华北、华东以及东北等解放区度过解放战争“战略防御”的艰难时期。 中原军区各部队顾全大局、牺牲自我的崇高精神，及为解放战争全局胜利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当年就曾得到了党中央和有关战区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与充分肯定。1946年5月上旬，周恩来在赴宣化店视察时就说：“同志们在敌人围困进攻和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宣化店，拖住了几十万蒋匪军，毛主席曾多次表扬过你们。你们不要小看了你们坚持斗争的意义，有你们在这里，蒋介石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们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们都立了大功。”对中原军区部队的危险境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亦曾作过最坏的设想。1947年11月，陈毅在河南汲县对新四军第5师部分干部讲话时曾直言：“中央是准备牺牲你们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树声、戴季英同志在内。” 中原突围胜利后，戴季英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原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
1949年10月，戴季英为之奋斗20多年的新中国诞生了，他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省会；不过，他认为自己在挺进河南敌后时立下了丰功伟绩，应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把手，并且倚老卖老、自我标榜。 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2月12日作出），在肯定戴季英“有过相当贡献”的同时，指出他的四大错误：“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 “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做结论时说道：“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 1959年11月23日，在戴季英被开除党籍7年半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推翻了1942年12月《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责任重新作出结论，其中说陕北错误“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中央监委的上述审查意见，后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于是，对“肃反”负有主要责任的帽子重新戴到戴季英头上。 戴季英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在郑州的河南省委家属院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真的应了“大隐隐于市”的古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4年4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党籍、省级干部待遇，不少人纷纷写信给他，有谈过去的战友情的，有找他作证明的（证明革命经历），有为他鸣不平的。据说，有人甚至鼓动总书记胡耀邦，要他致信中纪委为戴平反。 文革以后，陈先瑞等红25军的老人还去拜访过戴季英，主要是为了撰写红25军军史的事。据说，戴看了初稿后，哈哈大笑：“就你们的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算不容易了！” 戴季英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对于过去的“肃反”错误，他仍然表示不接受。
戴季英于1997年11月29日在河南省郑州病逝，享年91岁。
1992年11月1日，陈再道上将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飘扬——纪念黄麻起义六十五周年》纪念文章，公开称呼戴季英为“同志”。这一声迟来的“同志”，表达了老同志对戴季英遭遇的同情，也是拨乱反正的声音。 1993年，原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在中纪委副主任岗位上离休的张策，在《传记文学》第2期发表文章称：戴季英在“肃反”中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是我党一位出色的政治保卫工作者，他没有反党，更没有叛党。他是一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因党内的政治斗争，他成了牺牲品。后人有责任将戴季英在历史上的一些功过是非，客观公正地反映出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张策认为，红25军与中央红军是后来到陕北的，不了解当地情况，被陕甘晋省委的一、二把手朱理治、郭洪涛所蒙蔽。 1997年7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出版，收入了“戴季英” 词条，称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却有意识地没有配发图片。于是，有的军事历史学者慨叹：难道戴是见不得光的人吗？令人欣慰的是，全书出版时，戴季英还在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