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听说杨绛先生病重住院的传言，当时就有一些不祥的预感，毕竟已是105岁高龄的老人了。后来看到杨绛友人及身边工作人员向外界表示，杨绛先生确实住院，但似乎并无大碍，心下方才释然，但没料到几天后便传来先生去世的消息。 杨绛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杨荫杭和公公钱基博都曾被晚清状元佩莱谱鳌敖喜抛印保铉乖髻┧担骸拔姨乇鹩性担右桓觥抛印业接忠桓觥抛印摇！贝有∩钤谡庵只肪车娜耍煌目梢运凳恰疤感τ泻枞澹次薨锥 绷恕庖坏悖谘铉呐笥焉砩峡梢缘玫胶芎玫难橹ぁ 藏着陈衡哲的小秘密 陈衡哲年长杨绛21岁，按理说应该是两代人，但两人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中这样写道：“我并不觉得她有多么老，她也没一点架子。我们非常说得来，简直无话不谈。也许她和我在一起，就变年轻了，我接触的是个年轻的陈衡哲。” 今天提起陈衡哲，可能有许多人不了解她，其实陈衡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任北大西洋史教授，是中国第一位女性教授。陈衡哲还创作过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当然这个问题目前还有争议，长期以来被公认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然而早在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一年前，陈衡哲就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白话小说《一日》。 杨绛初识陈衡哲是在储安平家，1949年春，任鸿隽和夫人陈衡哲到上海定居，储安平准备在家里为他们接风。当时储安平已经离婚，家里没有女主人待客，储和钱钟书夫妇熟悉，于是便委托杨绛帮忙招待女宾。 请客那天客人到了不少，摆了满满两大桌，但女宾却不多，除了杨绛外，只有陈衡哲和黄郛（国民党要人）夫人。陈衡哲和黄夫人显然是极熟的朋友，在饭桌上总是窃窃私语，说杨绛非常像黄夫人去世的妹妹。那天晚上黄夫人对杨绛非常热情，后来还接杨绛到她家去过一次，送给杨绛一大捧带露的白蔷薇。杨绛说黄夫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看见了与亡妹约莫相似的影子”，她觉得自己“就好比《红楼梦》里‘五儿承错爱’了”。 此后不久钱钟书和杨绛去陈衡哲家拜访，杨绛家附近有一家有名的点心铺，卖的鸡肉包子皮暄、汁多、馅细，味道也好，于是便带了一些去陈家，任鸿隽吃了非常欣赏。当时杨绛在震旦文理学院教两三门课，日子过得很轻松，而钱钟书工作忙，于是杨绛便常去找陈衡哲聊天，去时总忘不了给任鸿隽带一笼包子，“因为任先生吃鸡肉包子吃出了无穷的滋味，非常喜爱”。 杨绛与陈家有亲戚关系，按辈分陈衡哲是“长辈”，但杨绛总是当面称呼她陈先生，写信称莎菲先生（陈衡哲笔名莎菲），背后就直呼其名，而陈衡哲却要她叫“二姐”。杨绛在陈衡哲面前非常自在，既不是“承错爱”的五儿，也不是长辈和小辈的关系，就像忽然相逢的好朋友。陈衡哲夫妇也没把杨绛当外人，有时夫妻俩吵闹，陈衡哲把身体撑成一个“大”字挡在卧室门口，不让任鸿隽出去，任先生想从一边突围，但没有成功。陈衡哲得胜，笑得很开心，任先生虽然输了，但也笑，杨绛在一边也跟着笑，他们不嫌她，杨绛也不觉得尴尬。 陈衡哲、任鸿隽和胡适是留美时期同学和好友，据说胡适和陈衡哲还有一段“绯闻”。上海快解放时，胡适去陈家，钱钟书和杨绛也去陪客，照例带了刚刚出笼的鸡肉包子。当时的情况很微妙，南京政府败退在即，杨绛和钱钟书打定主意留在大陆，陈衡哲夫妇也倾向于不走，胡适却不便留下，他这次来实际上是和陈衡哲夫妇道别的，大家都明白，这一去可能就是永别，但都心照不宣。 杨绛在文章里曾记述了她与陈衡哲之间的一个秘密，两人单独在一起吃“便饭”，期间陈几次欲言又止，又忍不住要说，最后她问杨绛能不能保守秘密，连钱钟书也不能告诉，杨绛答应了，于是陈衡哲便告诉她一件事。这个秘密杨绛一直藏在心里，谁都没有说过，后来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中说：“事隔多年，很自然地由埋没而淡忘了。我记住的，只是她和我对坐吃饭密谈，且谈且笑的情景。”杨绛说“淡忘”大概是为尊者讳，陈衡哲说的那个“秘密”很有可能是陈与胡适之间的故事。 杨绛与陈衡哲面对面的交往只有几个月时间，但她们之间的通信却长达十几年，直到文革前后才失去联系。1976年1月，杨绛从报上知道了陈衡哲去世的消息。 与钱穆先生同行 史学大家钱穆与钱钟书同属无锡钱氏家族，1930年代初，钱穆曾与杨绛有过一次交往，多年以后，两人都曾撰文忆及此事。 1933年初秋，杨绛与钱钟书在苏州订婚，钱穆也参加了这个订婚礼。杨绛刚刚考取了清华大学外文研究所，马上开学，钱穆当时在北大教书，暑假后也回北平，于是钱基博便将杨绛介绍给钱穆，并请他带杨绛同行。 钱穆和杨绛坐的是三等座，两人还不熟悉，对坐车上，没什么话可说，钱穆问什么，杨绛就答什么，就像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杨绛吃不惯火车上卖的油腻食品，带了一些水果和饼干，她请钱穆吃，但钱穆很客气，躲到一边去了。中途到站停车，站台上有小贩兜售油豆腐粉汤之类的小吃，杨绛看见钱穆站在那里捧着碗吃，一点也没有大学教授的样子。 从苏州到北平有三十几个小时的旅程，非常无聊，火车过了安徽滁州，窗外景色逐渐荒凉，没有山水，没有庄稼，没有村落，只有绵延起伏的荒野，过了蚌埠，依旧如此，杨绛不禁叹道：“这段路最乏味了。”杨绛的抱怨打开了钱穆的话匣子，他对杨绛说：“此古战场也。”然后讲述了哪里可以安营，哪里可以冲杀，尽管都是些历史上的旧事，钱穆却讲得有声有色，让杨绛陡然而生思古之幽情，后来她在《车过古战场》中说：“经他这么一说，历史给地理染上了颜色，眼前的景物顿时改观。” 车进山东境内，钱穆谈兴更浓，他指点着远处的抱犊崮，告诉杨绛民初临城劫车案的经过，还讲了抱犊崮的来历，由于山是平顶，四周皆悬崖，不怕丢失，所以附近乡民便将牛犊抱上山来，让小牛自己吃草长大。杨绛可能不太相信这个说法，因为她在文中有“我忘了小牛怎么下岗，大约得等长成大牛自己下山”之类的话。 到北平后两人就分手了，从此没有见面。后来杨绛经常往返北平和苏州，每当路过“古战场”，就会想起谈风有趣的“宾四（钱穆字宾四）先生”，还有他讲的那些事情。 傅雷的赞赏 翻译家傅雷是杨绛的同行，也是她的朋友和兄长。 杨绛的翻译生涯源于清华时期，当时她是外文所的研究生。有一次外国文学教授叶公超请杨绛吃饭，叶也是钱钟书的老师，作陪的是清华才女、后来成为陈梦家夫人的赵萝蕤，当时杨绛猜想，这是叶先生要认认钱钟书的未婚妻吧？不久，叶公超又把杨绛叫来，要她翻译一篇晦涩难懂的政论文章，说是《新月》要用，杨绛又猜，这是叶先生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吧？杨绛大学虽然读的是政治系，但对政论却毫无兴趣，最后勉强交卷，没料到叶公超看过后却说很好，不久就在《新月》发表了，这是杨绛的第一篇翻译作品。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创办了大名鼎鼎的《观察》，向杨绛约稿，杨绛正在读哥尔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于是便译了其中一段交差。这是一篇极短的散文，名字叫《随铁大少回家》，杨绛感觉译得不好，但傅雷却非常欣赏，杨绛以为傅雷是客气，便谦逊了一番。傅雷忍耐了一分钟，随即便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傅雷的赞赏对杨绛是个极大的鼓励，多年以后，她对此事还是念念不忘：“我实在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杨绛是在抗战胜利前夕认识傅雷的，她和钱钟书在好友宋淇家里初次与傅雷夫妇见面，从此成为朋友。杨绛与傅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与钱钟书一道去他家夜谈。当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白色恐怖压的人喘不过气来，杨绛后来回忆，只有在傅家朴素优雅的客厅里和朋友们谈天说地，才能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打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和苦恼。1970年代末，傅雷的儿子傅聪回国探亲，还和杨绛谈起当年傅家的夜谈：“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 傅雷是个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的人，总认为自己的翻译笔法呆滞、无趣，他向杨绛和钱钟书请教，说是熟读了老舍的小说，但也没达到老舍般的幽默。杨绛和钱钟书劝他多读一些作品，熟读一家还是不够的，每当这时，傅雷总是叹息自己读书太少——有人总爱说傅雷狂傲，其实是没有看到他谦逊的一面。 1949年后，杨绛和钱钟书去北京工作，和傅雷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仍然书信往来。1963年杨绛到上海探望生病的妹妹，顺便看望了傅雷夫妇。这次见面，杨绛向傅雷请教了一个专业问题，她一直厌恶翻译作品中外国名字的佶屈聱牙，设想将它们一律中国化，和傅雷谈过后，这个“大胆创新”却遭到他的否定：“不行。”至于为什么不行，杨绛在文章中没有细谈，想必傅雷自然有他自己的见解。 第二年杨绛又去过一次上海，但行程匆匆，没来得及去傅家拜访。1966年9月3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傅雷夫妇在寓所双双自杀，几年前的那次相会，应该是杨绛与他们的最后一面吧？ |